从天津第十五届全国新书市和北京报国寺、潘家园旧书市一圈转回来，即见三联书店编辑部郑勇兄邮赠的一册《买书琐记》，乃编者范用先生订制的百册毛边本之五十五号，不觉心动神喜。
这是头毛口毛地脚齐的那
裁开《买书琐记》的目录页（此处习用的“目录”，据程千帆先生的意见，是只能称为“目次”的），但见文集分为上下编，上编依次是以民国间绍兴周氏兄弟开篇的５０篇国人海内买书记，下编是以郭沫若日本卖书记、周作人东京书店开篇的３１篇国人海外买（卖）书记，可谓琳琅满目。
不过对于我，由于二十年来乐观此类文字，且三四年来又集中研究中国古旧书业的关系，对于集中的文章已颇不陌生，这也为我浏览此本提供了便利，否则约近半斤重凡４３０页的书一一裁开来读，相信生乎此信息时代的雅人也是不堪其繁复和烦恼的。谓予不信，三个月后请范用先生、郑勇兄做一回访，看看受赠本书毛边本的友好们已各自用书刀裁阅了多少页？我相信，那结果一定会让人大跌鼻梁上那副眼镜的……
愚见以为毛边本凡是过了“小册子”（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ｂｏｏｋｌｅｔ?学理上是指内容与书籍相同但篇幅很少的出版物，一般用厚实的或与正文相一致的纸张做封皮。据联合国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巴黎召开的第１３届大会上通过的“国际标准”，则在封面以外，“５页以上４８页以下的非定期出版物”）的标准的，务必要慎制，否则就完全可能“有碍观览”了。除非你有足够的自信让受赠者逐一裁阅，至于终卷。
我多年来对于自己的写作无多自信，所以在“有碍观览”的《开卷余怀》（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版，凡４１２页）之后，只附庸友人的风雅，做过《徐雁序跋》（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６月版）那一种的毛边本。之所以还敢于壮胆附庸，完全是因为那１４０页中，藏着数十幅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照片，当初相信“读图时代”的友生们尚有好奇裁阅的一点兴致。至于事实如何终究是惮于调查的，因为自作多情者常为无情所戏――此事智者不为也，相信世间亦无如此竭人之欢者。
话休絮叨，且说《买书琐记》到手，就着读书灯裁开本书的目录（次）页以后，便选择了那些陌生的篇目来读，于是冯至《手握旧卷，倍觉情深》、谢六逸《大小书店及其他》、王学泰《“文革”中的琉璃厂》、徐迟《我爱书店》和梁实秋《纽约的旧书铺》等篇，便成为我首先下刀过目的对象。
梁实秋先生于１９２８年所写《纽约的旧书铺》，字数不多，却把自己的情愫表达无遗：
我所看见的在中国号称“大”的图书馆，有的还不如纽约下城十四街的旧书铺。纽约的旧书铺是极引诱人的一种去处，假如我现在想再到纽约去，旧书铺是我所要首先去流连的地方……在中国买英文书，价钱太贵还在其次，简直的就买不到。因此我时常地忆起纽约的旧书铺。
王学泰先生的《“文革”中的琉璃厂》，写到了１９７２年春季至１９７９年之间，中国书店以介绍信为据，以“内部书店”方式营业的秘闻，尤其难得的是记叙了“据其卖书的经历写过许多书话，为学人所喜读”的琉璃厂书友雷梦水先生，以及少为人知的“对于明刻、清刻也是了如指掌”的马建斋先生。他写道：
我在六十年代初认识了这位比我大三四十岁的老先生，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与他很熟了。马先生的腹笥极宽，说起来则滔滔不绝。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曾到“京华大楼”看过马先生。马先生是个很健谈的人，但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侃侃而谈，而是与二三友好悄悄地议论。他谈各种刻本的流变，如数家珍，也很喜欢向各种人请教与书籍有关的知识，而且不管对方年龄大小、学历高低，真是做到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现在还清晰记得他多次与我讨论版本的年代和某些诗文作家的生平经历等问题。
王先生还写到了一位对古旧书不太熟悉，“可是谈起装裱、纸张、刻印却也是滔滔不绝”的修书技师赵师傅。他当年在作者面前感慨过的那句话：“（旧书业）这一行算完了！”真是撼人肺腑啊。
当我裁见《我爱书店》中本家前辈徐迟先生的文字以后，也是喜出望外，因为老人家在１９９６年所写的这篇短文中两次用“太可爱了”来形容昔日的新书店和旧书摊，让人感到真是声情并茂哟：
我爱书店，新书店和旧书店。呵哟，太可爱了。不过，人老了，不能上书店了，我也许有好几年没有上书店了吧？现在我回想起自己一生上过的那许多的书店来了……
呵，上海市有那么多的旧书店和旧书摊。说起旧书摊真是太可爱了。可惜现在旧书店已经没有了，旧书摊更不用说了，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上海愚园路口曾有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大旧书店，书很多，老板叫柯希纳尔先生，是个可亲近的老头儿，我永远忘记不了他。我到过巴黎的旧书摊，在鸟语花香的塞纳湖（河）中小岛上，旧书摊比鸟语还要好听，比花香还要烂漫和芬芳，遗憾的是我不懂法文……书店好就好在书多，它能锻炼你精选好书的能力！
才读罢这段灿烂文字，便拇指点动给校园里一位研学弟子发去了短消息，让她即去购买一册《买书琐记》――我可不能把手头的毛边本借给她看，万一有外行人挑拨说你们老师真精明哟，你看过一遍也就等于帮他把书裁好了，那么我让人奇书先欣赏的那点美意，可就变成了一项说不清的冤屈了。
《买书琐记》列入郑勇兄策划的“闲趣坊”书系之三，封面用黄苗子先生题签墨迹，极有书卷气。范用先生在一年前所写前言中说：“我爱跑书店，不爱上图书馆。在图书馆想看一本书，太费事，先要查卡片，然后填借书单，等待馆员找出书。上书店，架上桌上的书，一览无余，听凭翻阅。看上的，而口袋里又有钱，就买下。生平所到的城市，有的有书店街，如重庆武库街，桂林太平路，上海扬州路，都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旧书店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有时在那里会有意外的惊喜……跑书店的另一乐趣是跟书店老板、店员交朋友”，由爱书而爱人（书的作者乃至坊间书友）而爱“别人记述逛书店买书的文章”，正是范先生得以辑集《买书琐记》的由来。
还记得七十一年前阿英笔录下来的上海城隍庙内菊?书店老板的名言：“肯跑旧书店的人，总是有希望的，那些没有希望的，只会跑‘大光明’，哪里想到什么旧书铺。”范用先生晚年辑集《买书琐记》之举，可谓为那旧书店老板的名言又添一个生动的注脚。至于“只会跑‘大光明’”的人，何以就是一些“没有希望的”人，那就得浏览拙著《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之“弁言”第七页下的脚注了。
（《买书琐记》，范用著，三联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２０．５０元）
